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
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城市化。目前，中国有660多个城市，城市化比例达到41％左右。据预测，中国每年城市化比例以1．5％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将达到1500个城市，每年有1000万左右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何认识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如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也是全中国和世界普遍关注的21世纪的重大课题。我认为，文明城市是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的理想选择和范式。
■一、21世纪中国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将经历普遍的城市化。20世纪还是农业国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将迅速走向城市化。而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城市化进程，上亿中国人将涌入城市，城市的扩张与集中将持续整个21世纪。在今后几十年间，全世界将出现30座1000万至2500万的特大城市，如孟买、上海、里约热内卢、加尔各答、东京、圣保罗、新德里、首尔、开罗、布宣诺斯艾利斯、纽约、洛杉矶。其中亚洲将占20多座。550多座城市的人口将超过百万，它们将和特大城市相联，形成宽广的城市群
对中国来说，21世纪可持续城市化主要面临以下四大突出问题
1、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先回忆一下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可更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严峻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该时期的城市政策主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影响，片面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城市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城市被定位为生产中心而非消费中心。发展战略以"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该时期的城市化政策极为波动。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大炼钢铁，导致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造成“虚假城市化” (spurious urbanization)或“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的第一波是以“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为特征。有关学者也称之为“工业化时期的控制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controlled urbanization)。
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使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入乡村、小城镇一级的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都带来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可概括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89年，全国共有大城市58个(其中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17个，小城市275个，建制镇11873个。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反之，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进入1990年代，城市化水平持续增长。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发展和重组，第三阶段城市化(1990—2000)也随之到采。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居民收入都经历了快速成长的过程。工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也为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以此为契机，我国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旧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心商务区更是成为城市潮流。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双重作用下，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1999)。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受行政体制的约束，为城市管治带来新的冲击。另一方面，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耕地流失等问题，并加剧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
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我国城市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或进行着大规模、大范围的急剧变化和转换，在一般经济发展中罕见的城市超常规扩张，是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这些城市虽然人文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共同动力机制下，城市形态呈现出如下普遍的特征：城市形态演化剧烈，空间聚集与扩散并存，水平扩展与垂直扩展并存；城市建设失控，生态压力巨大，城市环境品质下降；许多城市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历史风貌和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城市识别感不强，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指导下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等。因此，高速增长下的城市形态研究亟待分析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2、城市化加速情况下，城市“空间缺失”(或者说“空间失配”)对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美国学者Kain在1964年第124届美国统计协会年会上首次完整提出了“空间失配”假设。在国内又有译作“空间不匹配”假设。我把它表述为“空间缺失”。原来是指黑人居住区域比白人居住区域拥有更少的工作机会。那么，黑人寻找工作的困难就会增大，或者工资较低，或者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时间，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高。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1990到2000年大城市数据(包含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信息)(Raphaeland Stoll，2002)的分析显示：在2000年美国人口中，黑人受空间失配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存在黑人聚居地的大都市，黑人受到空间失配影响的比例都要大于白人。
在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高速城市化阶段，这不仅表现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基建投资规模、高速膨胀的城市空间、亿万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迅速消失的农地资源、惊人的煤电油运耗损、大量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断扩大的工业区和居民区等等，而且发生着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大转换即“空间再造”，以及具有市场化和消费化特质的“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然而，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为价值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造，是建立在不断剥夺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侵害。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以下“六失”：首先是“失地”，近10年来，全国因承包地被征收而失地的农民超千万，失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包括生产用地和居住用地。其次是“失业”，农民被强制与土地空间等物的生产要素分离，成为“下岗”农民，城市失业率2006城市失业登记人口1000多万人，失业率为5％。其三是“失居”，农民和市民失去原有居住生活空间，成为流荡的“帐篷族”甚至“露天族”；大部分城市百姓则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望洋兴叹；高低档次不一、类型不同的住宅区组成了城市空间的“马赛克”式的镶嵌图，也就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自然分异和极化，以至出现城市的“富人区”和“贫民区”。其四是“失保”，一些农民失地后没有社会保障，成为被社会曾经边缘化、遗忘的一族。其五是“失学”，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率高达65％；原来城市中心地带的居民被迫迁移到城市郊区后，教育设施普遍缺失，因而子女失学问题时有发生。最后是指“失身份”，失地农民既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也并没有成为市民。因此，城市化变成对一部分人的空间权益的剥夺。高速城市化就必然变成剥夺的加剧和矛盾的大量积累，因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样的城市化是难以持续的。
3、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是加快城市化。
第一，中国现有农民9亿，是城市人口的1．5倍左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城市的1／3，农民增收是一个难题。目前，中国农民家庭户均经营耕地仅有0．6公顷，只有大幅度减少农民，农民家庭户均耕地才能增加，农业才有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减少农业劳动力剩余)，农民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中国农民减少70％，即等于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2.3倍，农民收入亦可增加2.3倍。所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
第二，农村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发展，只有城市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在当代，农村要脱离城市实现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发展越来越与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城市的发展不仅为农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科学技术、商贸流通等方面的支持，为农产品提供市场，而且是更多的农民能够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基础条件。 '
第三，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时期过长、农村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能力还不够强大。
第四，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1％。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条件下，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浦东、天津、重庆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大任务，就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路径、方式或 模式是多样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的根本标志是城乡“文明差异”的缩小，是城乡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学、就医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差异的缩小，是城乡百姓文明素质差异的缩小。
4、城市特色危机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
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城市有这样的评价：中国城市有许多房子，但没有一座建筑。这番评价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是那么的贴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座座钢筋水泥浇铸的“灰色森林”拨地而起，中国自古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已经越发被“全球化浪潮”淹没殆尽了。当我们正沉浸于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拨地而起而带来的片刻欢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认真思考隐藏在都市“现代化”背后的许多忧虑、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
当代中国城市特色危机主要表现为“六个盲目”性：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定位。中国一共有661个大中小城市，其中竟然有182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如广州提出15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把广州市建设成为具有强烈岭南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将广州建设成为国际性交通枢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旅游中心，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和人类的繁荣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连：20年建成“北方香港”。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技术先进的工业基地，东北亚地区的商贸、金融、旅游、信息中心之一。
武汉：建设“东方芝加哥”。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实力强、文明程度高、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
青岛：先一步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把青岛作为本地区南门口的中心，集中力量建设，争取重点突破，特别是在港口开发、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方面。大力发展以金融为重点、信息为先行的第三产业，使青岛成为本地区重要的金融、信息中心，先一步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
哈尔滨：东北亚重要的中心城市。2000年起，再用一段时间，把哈尔滨建成经济外向化、金融国际化、交通网络化、城建现代化、产业高级化、城乡一体化的功能配套的国际经贸城市。
重庆：区域性国际经贸城市。2000年—2009年，发展现代化，打好国际基础。2010—2019年，全面推进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把重庆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即区域性的国际经贸城市。
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一个城市被国际上公认为国际大都市。而中国未来的国际大都市只有可能从北京、上海、广州或深圳中产生，它们各有环渤海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为依托。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全国的政治、文化精英而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中国经济及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广州是南中国的中心和世界性商埠。除此之外，其余的中国城市至多是专业功能的国际化，成为不可取代的某种专业中心、产业重镇，比如国际旅游城市、国际港口城市、国际IT制造业城市等等。
因此，无论是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还是“世界城市”，其本质是一样的，即它不仅应具有“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相应的功能，能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影响，关键的还必须在借鉴吸收各国世界城市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特点的城市精神文化，以支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中国的“世界城市”。
二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市的市长，也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
三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搞形象工程。如有一座城市其实特别困难，特色是养奶牛，市领导下令，拓宽了一条大马路，在路两旁刻了许多花岗石的牛雕塑，有300多个。这个工程花费了上亿元，而这个城市的财政收入中，城建资金只有2000万元。那位市领导还对人说，“说不定两千年后有人挖出一头牛的雕塑，那就是我的伟绩”。这是非常可笑的。在“形象工程”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城市规划中的盲目性。
四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人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五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
六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认为我既然是城市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城市形象设计和建设的理想状态是“天人合一”的状态。中国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过，好的建筑环境能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种境界，可以说达到了主客体之间的高度和谐。目前中国不少城市的规划设计中的“六个盲目”，可用“四忘”来概括出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即“忘了整体、忘了主题、忘了主人、忘了时代”。
■二、文明城市是人类城市化的理想范式
面对21世纪城市可持续化发展面临的四大问题，我提出文明城市对城市可持续化的意义的和价值，论证的路径是把文明城市放到人类城市范式变迁的历史中去考察。
1、范式与城市范式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用“范式”来表明某一时期、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学范例、模式，并表征着某一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路径。我们把“范式”移植到城市的概念上，以“城市范式”指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具有不同的城市价值取向、城市形态与功能特征的城市样式、城市模式。人类城市的变迁从“城市范式”的视角来分析，当原有的“城市范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的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范式的变迁。当然，“城市范式”的革命、，并不完全抛弃城市原有的功能，而是在凸现新的城市功能、城市主导价值取向的同时，包容城市原有的功能，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城市范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人认识与处理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城市人的影响。
2、从城市的“商业范式”到“文明范式”的变迁
以“城市范式”来考察人类城市的变迁，我们大致把它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四种范式。
一是“商业范式”的城市。中国是城市最早产生的国家，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市”是商品交换之所。中国古代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城市”的自然状态、城民的商业活动、日常生活，故而要在城内兴“市”，以便商品交换，筑“城市”以做好军事防御，保护城市市民的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城邦”，其最初功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近代的城市主要是都城、商埠中心、海外贸易城市。中国的手工业中心城市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与商业、手工业和贸易相关。从11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威尼斯就借海上贸易的便利，并经过几次十字军东征，成了沟通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中心，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王国。
古代与近代城市的“商业范式”，在本质上是与朴素的物质世界观相适应的；对物质世界的尊重，对城市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以及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范式”的城市发展。
二是“工业范式”的城市。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西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以最大的推动，既带来了城市的文明，又带来了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城市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城市问题的出现，是人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的结果，也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笛卡尔主义及牛顿力学(机械)世界观的产物。但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 社会时期的城市范式是以“工业”(发展各种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批判机械世界观指导下的“增长”模式的缺陷，在反思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恩惠的同时却又破坏了城市人居环境的过程中，1904年，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开始广泛实践1902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实现城市的人本化、生态化回归。
三是“生态范式”的城市。现代物理学所展现的世界观的特色可以说是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的，它也可以被称为广义系统论意义上的系统论世界观。生态危机唤起人类的觉醒，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所走过的路程，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钟情“生态城市”。新西兰的奥克兰、加拿大的温哥华等都是美丽的令人向往的“生态城市”。中国于改革开放后也启动了“生态城市”的建设步伐。江西省宜春市在1986年就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之后，有广州市提出建设山水生态城市、昆明市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城市，楚雄市提出要建设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现代生态城市、北京市提出建设绿色生态城市等等，都是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的。
但是，对生态城市的认识与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对生态城市内涵存在片面理解现象。在中国一些人误把“花园城市”、“绿色城市”等当作生态城市建设，单纯追求自然环境的美化，简单增加绿地，使绿地时常处于交通和建筑规划后见缝插针的消极地位，因而不能在生态意义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生态足迹” (EcologicalFootprint)概念和方法的发明者里斯(WilliamRees)认为，温哥华是世界上生活最舒适的城市，但不能说温哥华就是可持续的城市，温可华的舒适是把一部分污染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赤字必须重视。
四是“文明范式”的城市。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国学者在反思“生态城市”的过程中，提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生态城市”，同时预言新的“城市范式”诞生。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正是这样一种与21世纪人类城市发展趋势相吻合、体现科学发展理念的新范式，即“城市文明范式”。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文明成果的积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文明时代的城市第一次具有了城市的意义，文明时代的城市第一次揭开了“城市文明”的篇章。城市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的聚焦，它在根本上标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达到的一种和谐、文明状态。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文明城市称号是在当代中国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同时，当代中国的文明城市又是自然、经济、社会和谐的复合型生态平衡城市，是富有市民凝聚力、归宿感和认同感的城市。
■三、文明城市与可持续城市化、现代化
文明城市作为可持续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理想选择、理想模式，必然体现并实现于文明城市创建的实践中，必然要以文明城市的实践结果来验证和支持。2005年文明城市的评选表彰，2008年以及未来每 3年一次的文明城市评选表彰，其本质是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应走文明发展道路。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水平在总体上反映城市的可持续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1、《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简称《测评体系》)既是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城区)的重要工具，又是引导文明城市(城区)创建、可持续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不断提升其品质的指示器。
全国从2005年开始的文明城市、文明城区评选表彰，以《测评体系》为标准和尺度，逐渐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测评体系》正在成为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区的重要工具。
从历史上看，经济与社会发展常常通过生产工具的变革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生产工具变革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很显著。在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在信息社会，工具变革不仅体现在高科技的力量中，也体现在人与城市文明、社会文明素质的提高中。因为人是科技发明和创造的主体。所以，如何提升人与社会的文明?如何提升我国市民整体素质与城市文明程度?如何提升城市化、现代化的文明品质?可以说既是我国城市精神文明创建的迫切需求，又是提升城市化、现代化的文明品质，走文明发展之路的迫切需求。《测评体系》适时应运而生、，它是我国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它既是一种激励标准，又是一种生产力，一种通过提高精神文明水平进而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从《测评体系》的功能来看，它满足了不断提高文明城市创建水平、提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文明品质的要求。(1)它能在整体上反映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反映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2)能监测和揭示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3)能衡量比较不同城市的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情况，对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行地区对比、历史对比、乃至国际对比，从中鉴别先进和落后，文明与不文明；(4)能预测和规划文明城市的发展，能为各城市形成城市化、现代化的文明发展路径提供根据。
《测评体系》的上述功能，决定了它在广泛应用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和表彰的过程中，具有权威性和普适性，决定了它能成为全国各城市创建文明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文明品质的指示器。
2、若干重要理论纳入《测评体系》(2007版)，将对可持续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论
如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任务、六大原则、六大特征，在《测评体系》(2007版)中都充分体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路径：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单位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在新增设的“人际关系和谐”等指标中体现。 ，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风气、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为了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内容，我们专门设立了该指标。
(3)关于和谐文化建设，我们认为心理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文化建设内化为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文化是人的创造、人的对象化，那么，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我们这将其纳入“社会道德风尚”。
(4)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民生问题较多，有的已在2005版《测评体系》中有所体现，有的还没有。课题组结合学习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十届三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劳动就业、医疗与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六个方面的民生问题纳入2007版《测评体系》。
(5)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中，我们增设了“公众环保指数”。宗旨是让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意识和行为。
3、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品质的实践路径
(1)以弘扬实践“城市精神”为主线，努力打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政务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
城市精神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集中表现在四个层面：在行为方式层面，表现为市民在社会行为和交往方式中展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以及市民普遍认同的习俗和习惯；在规章制度层面，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为政风格，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风格；在文化生活层面，体现为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精神气质，各类重大活动中的民俗民风，大学和学术团体的文化流派与风格；在城市景观层面，表现为渗透在城市规划布局、历史遗存和现代建筑中的精神风格与气质。
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必须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必须立足于对城市历史的积淀，必须兼具中华民族精神的共性和城市自身的个性。城市建设形成了城市的“筋”和“骨”，文明城市建设铸造了城市的“气”和“神”，凸现出“城市水平、城市风格、城市效率、城市精神”；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素质，发掘城市文化、历史与亲和力，提升城市的品位与魅力。城市的品位与魅力不仅仅表现在摩天大厦和繁华的街面，更在于它的文化、历史和亲和力；弘扬和实践城市精神又要营造城市空间的人文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用人文精神塑造社区，使之成为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既保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至上性；既尊重个人的自由空间，又培育人际关系的亲和氛围。在弘扬实践城市精神的过程中，营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
(2)以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核心，全面规划市民素贡建设，培育市民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风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品质，诚实守信、博采众长的风范，培养市民顽强拼搏的奉献精神，知难而进的敬业精神，扶贫帮困的关爱精神，崇尚节俭的奋斗精神，玫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3)突出对“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关怀，提十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品质，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城市化、现代化文明品质的标志是：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与机制。文明城市的创建通过对突出“公共空间”、“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关怀，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与机制建设。
第一，对“公共空间”的关怀。城市公共空间一旦我们赋予较多的人文情感、人文关怀，那么，城市将会使每个人感到更美好。
那么，如何解决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缺失”现象，凸现“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呢?学习世界公认的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兼顾城市空间布局的全面性和公平性。
①应当将明确的易于识别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更新和扩展的目标。由于公共空间决定了城市整体面貌的和市民生活质量，所以小公园、小广场和人行道的更新与建设，可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大型公共设施和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则可以全面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推动设施所在地声速发展。
②城市更新与发展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 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在30多年来的时间里，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市发展政策，保证了城市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③城市发展应兼顾全面性和公平性。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包括了对整个城市的关注。在所有的街区都开辟公众活动空间，郊区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彻底落实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景观环境，也有效避免了由于旧城改造和更新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多元文化能在合理的空间配置环境中和谐共存共生。比如：政府在住宅社区中应强调多样化的人群结构、多样化的房屋设计、多样化的住房契约、差异化的价格、混合的功能、明晰的公共领域等。混居虽然会触及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问题，但适度的多样化混居可使低收入阶层享受到较高的福利设施，尤其是高质量的中小学，以减少其子女再度陷入贫困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与高收入阶层的近距离交流，有助于增进理解，提高其生存能力，化解阶层隔阂。多样化混居的比例一般为4：1，低收入阶层占五分之一。事实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这样做的，较有效地化解了阶层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实施“政府公屋”工程和配套的公积金制度，取得良好效果。
——城市公共空间市民的文明行为和素质。这在2005版、2007版的《测评体系》中均有要求。
第二，对“公共需求”的关怀。可持续的城市化、现代化必须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基础。因此，政府在谋求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与关注民生，对民生的关怀实质上也就是对城市百姓“公共需求”的关怀。
从城市需求关涉的人群来看，一般可分四个层次：城市居民的个体需求，城市群体需求，城市公众需求，城市公共需求。要说明的是：①在城市公众需求中，蕴涵着城市群体的需求，但小团体的需求就不是城市公众的需求；只有城市大部分群体的需求才是城市公众需求；②城市公共需求包含着城市公众需求，但只有当城市公众需求体现了 城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展示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才是城市的公共需求。对“公共需求”的关怀，要以弄清公众需求，强化公众需求的服务为基础，编织城市“公共需求”的大网络，并使城市个体、群体在追求和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兼顾集体和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兼顾长远发展的需求和利益。
第三，对“公共服务”的关怀。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既是一个城市吸引人、凝聚人，使其成为最适宜居住城市的关键，又是一个城市的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农村与城市的最大差异，在于农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目前，对于城市低收入聚居区和边缘社区(如城乡结合部、衰退的单位制社区)，政府可以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来增强其潜在价值，包括搬迁大型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开敝空间、交通可达性改善、优质教育医疗机构的进驻、社会治安和水、暖、气的改善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弱区位的价值，吸引投资者和中高收入者入住，进而达到混居和谐的目标。
城市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载体、实践路径，具体地说，就是要在评选表彰文明城市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使该测评体系真正在引导文明城市创建、城市可持续化、城市现代化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发挥其“指示器”、“领路人”、“参照系”的作用。
(颜志华编辑)
|
